福建公务员申论热点综合分析
福建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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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偷排污染物这种“以邻为壑”的环境违法行为，近年来有多发趋势。据报道，有用货车将大量危险废液从湖南岳阳运输到湘赣两省一些偏僻农村随意抛弃的，有从深圳“不远千里”将生活垃圾运至江西被当地村民拦截的……公安部门查获的此类案件日益增多。
此前，苏州警方证实，最近一周有8条船共约4000吨疑似生活垃圾(夹杂建筑垃圾)被偷运至苏州太湖西山岛倾倒。2016年7月5日，针对这一事件，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认证微博“上海发布”回应：“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已成立专项工作组，全力配合苏州警方及相关管理部门调查。同时，派专人赴苏州现场调查取证。”
综合分析
[深度分析]
垃圾异地倾倒一般遵循着从大城市向周边附近中小城市、从城市向农村的转移规律。表面上看，这是地方环境容量乃至发展阶段的差别，比如在大城市，无论是生活垃圾还是建筑垃圾都相对更多，较之于次一级城市或农村，都会有更多的垃圾“输出”压力。但实质上，这之中是不同地区环保执法能力与意识的差异，在起着关键性作用。
异地排污之所以屡禁不绝，一方面，尽管我国法律规定了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但受管理权限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束缚，加上违法者往往选择偏僻的农村地区倾倒，运输时间也专挑夜间，“暗度陈仓”的现象屡禁不绝。
另一方面，是法律层面的错误认识。一些实施异地排污行为的企业认为，即便被发现和查处，监管部门只能查到运输者、处置者身上，他们还有机会金蝉脱壳。例如，在不少案件查处过程中，企业负责人都声称，对运输人或处置人跑到异地直接倾倒危险废物的行为毫不知情，以此逃避法律责任。
[问题]
当前，异地排污的违法成本过低。目前，合法处置危险废物的成本非常高，专家称1吨危险废液的合法处置费用可能高达7000元以上，而我国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规定，未经批准擅自转移危险废物的，罚款最高上限为20万元。对于危险废物的产生企业来讲，违法反而有可能是更“经济”的选择。而一旦监管乏力，容易形成“破窗效应”，让更多人铤而走险，并演化出黑色产业链。
参考对策
第一，必须抓紧研发和推进垃圾无害化和垃圾再生资源转化工作，从根本上解决垃圾的出路问题。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城镇化建设，如果在垃圾无害化和垃圾再生资源转化方面缺乏进展，城镇化将伴生出“垃圾围城”的问题。
第二，需要提高违法成本。除了对倾倒行为的实施者提高处罚标准，还可以扩大范围，让危险废物的产生企业承担连带责任。比如，若企业明知处置人没有处置资质，却仍然将危险废物交由对方，不仅要一同承担连带的民事赔偿责任，甚至要承担污染环境的刑事责任。
第三，环保执法薄弱地区的环保执法水平和能力需要尽快提升，要打破环境保护上的地方主义倾向，并建立联动机制和跨区域的环保补偿制度。
第四，监管部门要当前，联合执法仍然存在真空地带，异地排污的车辆和运输不归环保部门监管，而有监管能力的公安部门又不掌握危险废物管理的相关信息。因此，除了加强部门之间的信息沟通，更重要的是形成各有侧重的监管布局。比如，对异地排污的现场执法、追查，可由公安部门主导，而环保部门在预防性管理措施上有所突破。则对生产企业加强监督，督促企业完善台账制度，对危险废物的产生、运输及最终流向进行全过程管理。
福建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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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24日从河南汝南宣传部获悉，该县食药监局局长雷明奎中午聚餐时因饮酒过量死亡，参与聚餐的另外5名官员和2名司机均受到处分，其中3名官员被撤职。(11月25日 《法制日报》)
综合分析
工作日中午聚餐饮酒，这几名公职人员对明令禁止的“禁酒令”置若罔闻，为此受到了法规的严惩，甚至是生命的代价，实在是可悲。到底官场上畸形的“酒桌文化”是办事的契机，还是为了不可告人的猫腻，想必不言而喻。
为了喝酒付出了生命，这个代价太过于沉重，工作日午间严禁饮酒，想必这些公职人员心里再清楚不过了，到底是哪来的胆子如此嚣张，其侥幸心理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对党纪法规的罔视。不自律，不自省，被觥筹交错间的享乐奢靡冲昏了头脑，在酒桌上所谓的交情关系中迷失了方向。
自中央“八项规定”深入实施以来，各地对公务员饮酒问题提出的“禁酒令”也相继出台，惩治“舌尖上的腐败”“酒桌上的文化”也如火如荼的进行中。但是在如此高压态势下，仍有顶风作案者，倘若不是由于这位雷局长饮酒过量致死，想必这些涉案人员也会成为漏网之鱼。看来要想管住公务员的“酒桌文化”，“禁酒令”是前提，还需执法者执法到位，雷厉风行。
参考对策
管住“酒桌文化”，监管执行是重点。法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得不到有效执行，再好的制度也是摆设。“禁酒令”不应该被停在纸上、挂在墙上，监管部门要不断完善相应措施，加强明察暗访力度，将畸形的“酒桌文化”扼杀在摇篮里。
立志言为本，修身行乃先。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身体力行，严格自律，从心中杜绝“舌尖上的腐败”，从行动上制止“酒桌上的文化”。自觉守住“底线”不碰“高压线”，少一些无谓的杯斛交错交际应酬，多一些脚踏实地为群众办事;少一些公款吃喝铺张浪费，多一些深入基层关注民生，这比任何“禁令”都要管用。
莫让“禁酒令”成为一纸空文，监管部门责任重大，那些心存侥幸的公职人员心里也应该清楚，以身试法不是明智之举，清正廉明才是为官之道。
福建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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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规收受服务对象礼金，医院科室过度医疗，利用职务便利虚报冒领独生子女费……2016年7月21日，西安市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雁塔区纪委通报了今年以来查处的29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侵害群众利益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典型案例。华商报6月报道的西安华都妇产医院过度医疗案名列其中，该院主要负责人张秋霞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综合分析
医院科室过度医疗，医院负责人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这对过度医疗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
在现实医疗生态中，过度医疗俨然成了一道见怪不怪的风景。曾有国家卫计委发言人披露，我国城乡居民用药知识普遍匮乏，用药行为不规范现象普遍存在。本来口服药就能治病的却去肌肉注射;本来肌肉注射能治病的却去输液;便宜药能治病的也要用贵药;一个普通感冒就从患者的口袋里掏出上千元。除了过度用药以外，医生还热衷过度检查，特别依赖医疗设备，望闻问切与传统的医疗检查手段都抛之脑后。对患者动辄做全身检查;普通检查能解决问题的，也要做高级检查;重复检查、做与疾病无关的检查等等。过度用药、过度检查等过度医疗行为降低了患者身体免疫力，增加了患者经济负担，也暴露了医院敛财急火攻心、医生对患者缺乏责任心的医疗现状。
而在看病贵的大背景下，过高的医疗费本已让许多家庭不堪重负，医院再对患者过度医疗，只会让不堪重负的患者雪上加霜。这不仅违背医院救死扶伤的宗旨，更是在逼退医德。且不说有部分医生本身就热衷于从过度医疗中牟利。在医生收入与医疗收入挂钩的语境下，就是正直的医生难免也会蜕变。过度医疗与经济利益驱使、医德缺失不无关系。
过度医疗也暴露出当前医疗机构的积弊，特别是主管部门监管不力的积弊。由于政府医疗投入不足，医院被默许了以药养医、以检查赚钱等创收政策，而监管体制又不健全，医院与医生的违规成本太低，导致过度医疗有恃无恐。
尽管当前政府与卫生部门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效果不明显。究其原因，主要是监管部门措施不够强，执行不够严。而由于每个病人都有独特的个体情况，要证明医院确实属于违规操作具有一定难度。可见由于监管没有标尺，连监管部门自身也“无计可施”。监管缺位，监管标准不明晰，过度医疗难免泛滥。
参考对策
要解除过度医疗的难题，除了需要患者自身不要迷信过度医疗以外，更需要制度路径。
一是监管部门对过度医疗的处罚不能止于对负责人警告处分了事，而要对违规医院和相关责任人严格问责，并引导群众参与监督，让医院与医生形成过度医疗对己不利的概念;
二是政府要加大对医院的投入与补偿力度，减少其对过度医疗的依赖心理;
三是要督促医院改革内部分配制度，引导医生从过度医疗牟利向凭医疗技术和医疗服务获取报酬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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