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公务员申论经典范文

　　西藏公务员申论经典范文(一)

　　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实际行动让党员和群众感受到理想信念的强大力量。”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理想信念源于个人内心的格局。如果一个人心里装的是国家、民族和人民这样的大格局，有崇高的理想信念，人生的舞台就会宽广无限，生命也能绽放出绚丽之花;如果心里装的是自己的“五斗米”,格局小，就容易固守狭小的利益藩篱、患得患失，成就不了大事。

　　内心格局大，人生方向感便强。爱因斯坦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享乐看作是生活的目的——这种理论，我把它叫做猪栏式的理想。”如果活着只知道吃喝玩乐，工作只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那就如同行尸走肉。内心格局大，复杂的工作生活能变得简单起来;内心格局大，即使再忙再累也能从工作生活中找到快乐，朝着理想的方向不断前进。相反，如果内心格局小，一遇到困难和风险，就容易退缩、裹足不前，什么事都做不好，人生失去方向。

　　内心格局大，更有条件战胜挫折。人生不可能顺风顺水，遭到挫折是必然的。内心格局的大小，决定一个人战胜挫折的能力。人顺境时或许感觉不到内心格局大小的重要性，但一遭到逆境，格局大小的差异就立马显现。格局小的人很容易被困难和挫折击倒，因为他们心里就只装着眼前的得失。相反，内心格局大的人，眼光长远，他们把困难和挫折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在战胜困难的征途上，他们越挫越勇，变得更加强大。长征中，红军将士在艰苦卓绝的环境里，缺医缺药，缺衣缺粮，但他们仍然满怀激情。正是崇高的理想信念，让他们战胜各种困难，始终保持乐观，挺胸向前，成功抵达陕北。

　　内心格局大，就能有大担当。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许多老一辈共产党人才华横溢、家境殷实，他们原可以过安逸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为了民族大义，选择投身革命事业，经受战火中生与死的考验。为什么?因为他们心中有大局，有对国家命运的大担当。反观现实生活中，一些领导干部由于为官不为被处分、因贪污****而身陷囹圄，就是因为格局小，只顾一己私利，缺乏对国家、民族、党和人民的担当。领导干部如果内心格局大、有担当，在推动各项改革中，在啃硬骨头、过险滩时，就不会畏缩不前，也不容易被声色犬马所惑。相反，如果领导干部对党和人民的事业缺乏担当，面对风险、挑战畏首畏尾，毫无作为，非但不能成就自身，更影响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历史从来不等待一切犹豫者、观望者、懈怠者、软弱者。只有与历史同步伐、与时代共命运的人，才能赢得光明的未来。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胸怀历史与时代的大格局，坚定理想信念，担当历史与时代的使命，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向党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西藏公务员申论经典范文(二)

　　给民俗留下“自省”空间

　　据媒体报道，日前，河南省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出紧急通知，要求进一步扩大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区域范围，实现市县域全覆盖，包括乡镇和农村，坚决杜绝燃放烟花爆竹现象。但仅在下发通知两天后，该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文件，决定收回并停止实施该通知。

　　这则“最严鞭炮禁放令”,最终以“朝令夕改”而告终，确实让人意外。其直接原因或源自该省烟花爆竹经营企业的联名上书。可社会对于烟花爆竹的需求，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消费问题。虽然这起事件中，当地民众对于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态度未能突显，但政府部门对于禁令的紧急叫停，或折射了当前环保与民俗之间的某种拉锯尴尬。

　　置于当前的环保现状之下，呼吁限制烟花爆竹燃放，确有其必要。但全面禁止燃放，却难免有用力过猛之嫌。毕竟，在民俗与环保之间，本就很难划出绝对的是非界限。

　　学者朱大可曾撰文指出，春节令我们从反面意识到声音的匮乏。乡村在令人窒息的静寂中沉睡，除了有限的家庭语音，它的声源仅限于家畜、野禽和自然风雨。零度声音的状况是无限纯洁的，却制造出一种反面的耳鸣，把耳朵拖向了声音的黑暗。而解决这一困境的第一方案，就是在春节和元宵燃放鞭炮，借此发出震耳欲聋的呐喊，耳膜从饥饿中惊醒过来，像鼓面一样振动起来，耳朵就这样剧烈地饱餐了喧闹的声音。

　　学者所描述“声音的匮乏”,或显得抽象。从现实看，就容易理解了。抛却燃放爆竹背后的传统文化继承，在一个流动的快速城镇化的社会，不少乡村可能已经不只是年味变淡的问题，而是一年之中能打破沉寂的，或许也就只剩下春节了。于是，燃放爆竹在某种程度上更成为人们试图营造年味与人气的一种心理补偿。当然，明晰放鞭的这一社会动机，并非说要支持燃放爆竹，而是说，只有认识到作为民俗的放鞭习惯背后的社会心理需求，方能真正实现有效而适度的引导。

　　但当前公共领域对于禁放鞭炮的呼吁，恰恰呈现出不小的逻辑偏差。一是，简单化地为放鞭贴上陋习的标签，试图彻底否认其被时间所确认的文化符号意义与历史筛选的理性;二是，只片面强调放鞭对于环境的危害，而回避社会需求的正当性。类似这样的公共说教，其实已非理性的说服，而近乎一种逼迫性就范。不仅社会认同的效果可疑，而且可能激发逆反心理。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压缩了社会对于移风易俗原本具有的“自省”空间。事实上，近年来民间社会对于放鞭的态度早已非铁板一块，禁鞭的支持者并不少。所以正确的策略当是，更多地争取认同者，而不是依靠强力来否认非认同者。

　　民俗文化自有其韧性与内在的演变规律，只有顺应其演变规律，引导才能事半功倍。城镇化过程中，原本一些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习俗文化其实已大为削弱;此外，不同文化背景下民俗的互动与交融也非常重要。

　　较之于将放鞭的民俗完全推向环保的反面，以行政规制加以强力规范，民俗与环保完全可通过其他柔性方式来实现动态平衡。比如加大民俗常识普及，让学生从小就了解民俗的演变历史及其在现代视角下的冲突与利弊，由此确立对民俗的现代化认知。再比如，引导烟花爆竹企业对原料进行改良，提供集体燃放点等，都不失为理性的举措。

　　西藏公务员申论经典范文(三)

　　危废流向农村需要全面彻查

　　国家重典整治环境违法犯罪的高压之下，依然有人铤而走险。湖南人彭寿保，在没有任何危险废物处置资质的前提下，与湖南岳阳两家化工企业非法交易，向湖南、江西两省六市、县的偏僻农村、废弃工厂，非法倾倒、焚烧危险废液累计达240余吨。对这起特大跨省、区环境污染案，湖南省环保和公安机关进行了联合督办。

　　汽车下乡、家电下乡……人们通常听到的各种“下乡”之举都饱含正面意义，如今却出现一种必须引起高度警惕的另类“下乡”，那就是危废下乡。顾名思义，危废下乡就是把危险废物向农村倾倒。根据2013年“两高”《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非法排放、倾倒、处置危险废物3吨以上即构成污染环境罪，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纵观近年来被公开曝光的类似事件，动辄就将几十吨甚至数百吨的危险废物向农村倾倒，令人触目惊心。

　　有媒体曾经总结过危废下乡的一些特征，“时不时见诸报端的危险废物异地倾倒致污事件，显现出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一般从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转移，最后倾倒在农村地区，有的运输距离甚至远达数千公里。”难道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的自然环境就可以随便污染吗?须知，人们脚下是同一片土地，头顶上也是同一片天空，不惜大动干戈把垃圾倒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农村，其始作俑者或许能够保得自己一亩三分地的片刻宁静，却让更多的青山绿水遭了殃。

　　从具体的流程看，危废下乡还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有媒体报道曾指出：“企业每年产生多少危废、有何危害、如何处理，均要向环保部门申报登记;如果要送到外地处理则要有转移联单，且需经过转出地和转入地环保部门批准;处理危废的企业要有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既然有如此严格明确的规定，那些负责处理危险废物的第三方又是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危险废物长途运输至偏远的农村地区”?

　　对于危废下乡这样掩耳盗铃、自欺欺人之举，仅仅是将直接当事人绳之以法远远不够。危废下乡充分说明当前在一些地方环保工作出现某种异化。以污染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为代价，换来自己所在地区表面上的无污染，这是在切实开展环保工作吗?危废下乡的危害性根本就不亚于就地排污，甚至可能更大。因为不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很可能也是环保工作相对滞后、环保意识相对薄弱的地区。危废下乡是当前社会经济发展深层次症结的集中体现，凸显出极其错误、十分狭隘的地域观，长期被政绩和面子所左右的发展理念以及法治建设中存在的若干短板。

　　党的以来，环保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环保工作要注重均衡开展、表里如一，不能呈现出两张皮，在发达地区、城市的显眼处看上去搞得如火如荼，在不发达地区、农村的犄角旮旯里却是一塌糊涂。对于诸如危废下乡这样违法、荒诞且影响恶劣的现象，必须严查彻查。曾经指出：“农村要留得住绿水青山，系得住乡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农村更应该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主阵地。农村环保工作应该与其他领域的相关工作如新型城镇化、扶贫、基层民主法治建设等共同推进，全方位改变农村面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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