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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河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时间: 谢君2 申论辅导

  2017年河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一:有事找领导不是政务公开的最好办法

  较之于前些年,舆论对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关注度明显在下降,除了因为“见怪不怪”,更多的恐怕还是因为社会对此做法的认识更趋理性。公布官员手机号码的潮流,主要形成于2008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生效后。囿于当时网络问政和信息平台没有现在发达,这一做法可视为是地方政府加强政府信息公开的具体行动,不管效果如何,至少代表了一种积极态度。但在各类网络问政平台层出不穷,增进政务沟通、降低民众问政门槛完全有替代工具的今天,公布官员手机号码已不再是最优方案。

  从政务微博到政务微信,再到近年来所提倡的“互联网+”政务,助力政府信息公开的各类平台建设可谓方兴未艾。这不光为了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跟上社会信息交流工具的升级步伐,更试图打破过去那种单向度的政务沟通模式。相较于公开领导的手机号码,无论是微博、微信问政,还是各类政务信息平台,都需要专业化的团队运营,除了接收民众的意见与问询,及时反馈处理进度,还要主动寻找线索、解决问题,实现政务服务与民众的双向互动交流。而这也是现代政务服务的应有范式与发展的方向。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布官员手机号码,所默认的“有事找领导”,至少在理念上与现代政务服务所倡导的专业化、扁平化有出入。民众一遇到问题,习惯找领导解决,就是常规化的政务服务机制未能满足民众需求的表现。要实现政务服务的高效,势必就要让民众清楚知道遇到问题该找谁,并且问题能得到妥善解决,而不是先给领导打电话,笃信“领导出面事情才好解决”。这既不符合现代政务服务的分工与协作精神,也影响到政务服务效率的提升。

  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不是不可以,但要做好政务公开却不能止于此,更要看看其他的政务沟通是否真正做好了。若民众对领导手机号码的需求依然强烈,只能说明常规性的政务公开与沟通机制,依然不够健全。而只用公开领导干部手机号码来展现政务沟通诚意,也是对复杂问题的简单化处理,失之粗暴与浅薄。何况,官员的办公电话确实应该公开,但个人手机号码,毕竟在个人隐私与公共信息的界定上仍有模糊,是否应当一并公开,也还存在着争议。

  2017年河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二:政务新媒体 背景链接

  2016年6月24日,由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新媒体蓝皮书《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6(2015)》发布会在京举行。蓝皮书指出,政务新媒体虽然发展很快,但各类政务新媒体平台均存在大量的“僵尸账号”,对新媒体研究和认知不足、盲目跟风、无力运营、顾此失彼是存在“僵尸账号”的四大因素。

  近年来,政府部门越来越重视网络问政,“僵尸网站”,“万能回复”大大减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频繁的互动、越来越具体的回复,这无疑是一种进步,体现了政府部门走“网上群众路线”的意愿,然而,因一些不得体的“说话”而引发的网络围观,也随之多起来,甚至被网友揶揄为“神回复”。某些公职人员面对批评,不讲原则拼命找借口,被网友称为“洗地文”。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政务微博因为和网友良性互动,温馨对话,而被网友赞为“很贴心”。这些例子都说明,对党员干部而言,不仅要懂得和群众面对面讲家常话,还要在熟悉“网言网语”的基础上,讲入理又入情的话,说有力度也有温度的话。

  综合分析

  [现状及问题]

  政务新媒体发展日趋活跃,仅新浪微博一家认证的政务微博数量就超过13万家,政务微信也正在迎头赶上。许多地方都针对政务新媒体出台了严格的考核制度,涌现出一大批贴近群众需求、反应迅速、务实工作的政务微博微信。从受众角度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人们对早期电子政务主要的批评是“僵尸化”,这一问题已经得到有效遏制,今天人们对政务新媒体更多的期待是“人性化”。一些政务微博更新及时了,内容丰富了,但官腔也多了,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借助网络新技术在新媒体空间滋生蔓延,令人生厌,这是比“任性”问题更为庞大、更为坚固的存在。如何在实事求是的同时,学会用适应新媒体传播的语言、形式和公众进行沟通,实现“华丽转身”,这是当前政务新媒体迫切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提升领导干部新媒体素养的原因]

  相较于传统媒体,新媒体是一个不断创新、快速革新的行业。空间维度上,它始终在吐故纳新。以“血友病吧”“魏则西”等事件为标志,传统搜索引擎主导的公关效果评估体系逐渐落伍。而随着知乎、网络电台、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笔记类分享应用等新媒体的兴起,特别是知乎等知识社区在公共事务中的源头作用越来越突出,“两微”二分“天下”的格局已经且将进一步被打乱。各级领导干部对新媒体的认知也应加快更迭,否则就会变旧、变错。时间维度上,自媒体人异军突起,他们闲暇时在相对私密的微信上创作、晚上才在相对开放的微博上分享,特别是重大事件中,每天晚上22点已经成为舆情新高峰点,客观上造成了“错峰”问题,对领导干部的适应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已经进入自媒体这一最新阶段,几乎人人都是传播者和受众,各个社会阶层的人都用上新媒体、当了传播者,民意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表达,也就集中在了这里。比如,在北京和颐酒店女生遇袭、广东医生被砍重伤致死、北京雷某死亡等事件的背后,是公众对人身财产安全诉求。再比如,娱乐明星柳岩当伴娘被捉弄事件,激发婚礼陋习大讨论;护肤品以“剩女”为主题的广告,引发不同观点争论交锋,围绕的都是女性权益保障的议题。作为社会治理者,各级领导干部应当站在社会阶层结构和利益格局多元的角度,充分认识到新媒体利益诉求表达的必然性,认真分析各种表达背后的不同利益构成,有的放矢地回应关切、解疑释惑,寻找最大公约数。

  新媒体不可能一尘不染、百利而无一弊。随着新媒体的分众化,基于职业、人际等线下因素,借由朋友圈、微信群表达共同诉求,彼此“赞同性反馈”,从而形成“茧缚”效应。很多传播者都能找到网民的兴奋点,既提升了舆情热度,也强化了刻板印象,从而形成于己有利、为己所用的舆论力量。对此,领导干部要有充分的认识,并要深入研究如何才能灵活化解。事实证明,很多热点事件在发展中都会出现观点对冲的现象。及时充分披露信息,使内生的对冲机制自动触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

  措施:

  精确制导”、落实影响,提升网络沟通的有效性。互联网时代,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有多大,技术已不是问题。有多少人路过,多少人看过,看了多久,有多少人转发量,有多少人评价,互动量有多大,通过这些评价维度,可以用数据化的方式,准确呈现出政务新媒体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政府对市民产生怎样的影响力,再华丽的形容词,在数字化的互联网统计下都只能望而却步。

  “高谈阔论”、主动发声,把握网络舆论的时效性。谣言止于智者,也止于权威。还记得那些年啼笑皆非的网络谣言吗?日本地震狂购“谣盐”、误信庸医“豆你玩”,这些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一旦没有权威消息源以正视听,模糊的信息就会形成来势汹汹的谣言。在深圳这座最互联网之城,近年来建立了“网络舆情应对能力排行榜”,从响应速度、信息发布、政府行为、网络引导、应对成效等方面建立量化指标,对建立互信,提升政府权威,起到了积极作用。还记得名噪一时的深圳“5·26”飙车案,一波莫名而来的谣言,在官方微博直播的真相下,顷刻间“碎”了一地。

  “落叶知秋”、科学决策,挖掘网络大数据的科学性。大数据,不是一个炒作的概念,而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思维方式,其核心就在挖掘网络大数据之间的相关性。落叶便知秋来到,为生活提供新的价值。互联网降低了公众的参与成本,政务新媒体上的评论、转发、关注等数据都能反映公众的参与态度。运用新媒体不仅要及时发布消息,还要结合其它资源,分析数据,更好地找到民意的“最大公约数”,改善治理方式,推进科学决策。

  2017年河北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三:立法规范居家养老

  背景链接

  2016年9月,安徽省合肥市十五届人大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了《合肥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草案)》。在我国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和服务方式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草案对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长期护理保障等作出具有创设性和前瞻性的规定,成为老年人养老的法律“护身符”。(9月20日《法制日报》)

  综合分析

  勿庸置疑,家庭是法定养老主体和老年人养老的基本保障。但是,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推进、经济社会的转型和城乡群众生活方式的转变,全社会正面临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问题。如此语境下,合肥率先对居家养老服务进行立法规范,明确了政府职责、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服务和长期护理保障等重要规定和条款,并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进行了量化,其样本意义不容小觑。

  目前,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2亿,且每年以近1000万的速度增加。随着老龄社会的来临,一个最大的“中国特色”就是整个社会都处于“未富先老”的境地。特别是我国目前的公共养老机构明显供不应求,全面推行居家养老服务模式,使之成为公共养老的有力补充,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立法规范和保障居家养老服务,顺应了社会和公众的普遍期待。所谓居家养老服务,就是以社区为平台,整合社区内各种服务资源,为老人提供助餐、助洁、助浴、助医等服务。这种服务模式既解决了在养老院养老亲情淡泊的问题,又解决了传统家庭养老服务不足的难题,是一种介于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之间的新型养老模式。

  参考对策

  立法规范居家养老,也会倒逼复合型公共服务的健康发展。政府应实行物化扶持和精神帮扶双管齐下。

  一方面,应加大财政扶持力度,完善社区养老设施配套建设,强化社区公共医疗服务,落实老年人相关补贴制度,着重解决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等问题。

  另一方面,开展亲情牵手活动,鼓励大学生、部队官兵等青年群体,与老人结为亲戚,为他们提供精神慰藉和亲情抚慰;同时,推广长春的“模拟家庭”模式,志愿者与老人组成相对固定的“家庭”,重点在于“邻里互助”,有效地整合社会爱心资源,将护理员、志愿者、老人三方有机融合,逐步打造以“亲情服务”为基调,以“快乐养老”为目标的新型养老服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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