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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

时间: 谢君2 申论辅导

  2017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一:人人搞“搬运”,谁来做原创

  从行业整体看,抄袭为不法者带来短期利益,却对网络文学的长期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如果抄袭就能赚钱,谁还会认认真真伏案写作?如果雷同也能赢得声誉,谁还会苦心孤诣构思情节?更重要的是,一旦风气受到污染,首先腐蚀的就是年轻作者的成长环境,消耗的将是整个行业的未来前景。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复制粘贴显然难以持续,唯有原创才是网络作品的源头活水。然而抵制抄袭、拒绝雷同谈何容易。时下最令人担忧的是,网络小说的抄袭已超越了大段摘录、整篇复制的传统模式,在互联网、大数据的技术支持下变得更加隐蔽,甚至巧妙规避了知识产权法律的禁止性规定。比如网上流传的一些抄袭软件,可以将大量文章切碎、打乱后重新排列,组成一篇新的文章,既不易觉察,也很难将其归入侵权的范畴。

  同时,知识产权的维权成本依然较高。2014年开庭审理的琼瑶诉于正抄袭一案,尽管最终原作者胜诉,捍卫了自身权益,但诉讼耗时19个月,前后花费了不菲的诉讼费用,还要承担败诉的风险。如此维权,一般草根作者难堪重负,面对侵权只能叹息。

  而反观网络作品侵权成本却很低廉。被侵权者要经过漫长的申诉程序,即使最后胜诉,对于侵权者一方来说,钱赚够了,名赚足了,赔偿数额不过是所得收益的九牛一毛,违法逾矩自然在所不惜。由此观之,我国对著作权特别是网络作品版权的保护,依然任重而道远。

  互联网为文学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开放的平台,聚集了热情的读者,也塑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赢利空间。但无论时代如何改变、技术如何进步,精彩的原创内容才是文学作品亘古不变的主题,也应该在新的利益链中占据主导地位。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守住这份初心,抵御不良诱惑,促进网络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一道有待我们精细作答的考题。

  2017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二:用社会责任成就企业的良心品牌

  一元钱能买到什么?一支笔?一瓶水?一个包子?也许还不够。但有人就声称能用一元钱买到最新的苹果手机、笔记本电脑,甚至还有汽车。这是真的吗?又是否让你有一点点的动心?(11月29日央视财经)

  随着我国网民数量的攀升,许多所谓的“一元购”开始把目光锁定在网络市场这块大蛋糕上。

  2016年5月,山西长治的一名大三学生小马因为网易一元购背上8万元的高利贷,随时面临退学困境。同样是网易一元购, 2016年8月,家住陕西西安的大二学生小田,两个月花了46万,人生从此逆转。翻阅报刊,新闻,关于“一元购”的披露报道早已不是新鲜事,有的亏损甚至能达到几百万到几千万。那么面对前人的血泪教训,为何还有人不断陷入“一元购”的陷阱呢?

  调查中我们发现,有的受害人是冲着类似于网易一样的“大品牌”而来,起初以为是热门的“众筹”,抱着试试的心态参与其中,没想到掉入赌博陷阱。有的受害人明知带有博彩性质,仍耐不住诱惑企图以小博大,殊不知早已注定“陪衬”的命运。而一部分从中醒悟过来的受害者想要维权才发觉,这种依托于互联网“新产物”既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去进行查处,又没有相应的部门能够管理,只能依靠企业自身的“良心”来进行维护。

  这不禁让笔者想到震惊全国的“魏则西事件”,和近段时间不断发酵的“支付鸨”事件,都是打着社会服务的名义,借助互联网平台打政策法律的擦边球,来实现公民利益的夺取。令人寒心的是,无论是百度、支付宝还是网易都是行业内首屈一指的大公司,用如此无底线的手段来变相行骗,实为人不耻。

  当明白,一个企业要发展不是看年终收入有多少,净利润有多少,那些都只是纸面上暂时的数字。真正能让企业在这个发展日新月异的时代立足的是社会责任。因为一个企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和无数民众信任的累积。既然民众给予了平台足够的信赖,平台就有义务和责任更好的服务于社会,而不是任意消费公众影响力和信任度来博取利益的最大化。

  也当明白,一个品牌的诞生不仅仅只是企业发展那么简单。某种程度来说一个行业的龙头老大影响和代表着一个行业的风向和处事方式。因此类似于网易这样的知名巨头更当珍惜自身的品牌和形象,从企业和行业的自律做起,严把入口关,善用自身的管理权限,规范不正当的得利方式。唯有如此才能在不断改进中扛起自己的社会责任,让企业走的更稳更远。

  2017年福建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三:私人空间 监控请止步

  11月28日,公安部发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指出,旅馆客房、集体宿舍以及公共浴室、更衣室、卫生间等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禁止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征求意见稿强调,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利用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非法获取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侵犯公民个人隐私等合法权益。

  从公共安全的角度看,摄像头可以最大程度地还原事实、保障公民权益。人们对摄像头已产生了一种依赖,一个突发事件发生时,第一时间就想到看监控。可人们又担心自己的隐私被侵犯,因此警惕密布的摄像头,他们不愿意在别人的窥视中成为“透明人”。

  这种矛盾源自权利与权力的紧张关系。权力应该给予权利完整而足够的保护,同时又理智地止步于私人空间,防止在“意图正确”的理由下,对权利造成损害。

  公安部的征求意见稿,就遵守了这个基本原则:可能泄露隐私的场所,拟禁安装摄像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侵权。这个看似细微的制度显示出权力的边界意识。

  尽管从方便管理的角度看,摄像头越多越好,摄像头记录的信息越完整越好;但是,人不是工具,人的隐私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权利起点。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下,人们既不用担心隐私被侵犯,也不用担心因为监控缺失而处于风险中。

  隐私权只是个体的部分权利,私人空间也不仅是可能暴露隐私的空间。止步于私人空间的边界意识,其实还可以延伸:在正当的个体权利面前,权力学会节制,变得更加理性;在权利层面的私人空间面前,权力懂得边界,在该停下来的地方停下。

  当权力的边界意识成为普遍的自觉时,权力和权利的冲突就会减少,两者之间的紧张关系就会消除。人们甚至会在个体权利的伸张中,自然而然地忘记权力的影响。此时,权力只要做好外围的保护即可——在私人空间里,个体行为就交给个人素质和社会道德去约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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