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安徽公务员申论热点

　　2017安徽公务员申论热点一

　　近年来，我国医患暴力冲突呈“井喷式”爆发，2016年全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引起舆论哗然的暴力伤医事件。据中国医院协会的一项最新调查，我国每所医院平均每年发生的暴力伤医事件高达27次。

　　一方面，病人觉得花了钱就一定要把病看好，而在前一轮医改中，政府已经把医院推向市场，过度市场化，势必偏离了医院的公益本性;在一些医生眼中，病人异化为一张张“缴费单”。

　　|原因分析*

　　原因一 患者对医疗服务特点认识不足，“非理性就医”现象仍较普遍。医疗服务有自身特点和规律。现代医学技术有其局限性，“无力回天”的事时有发生，而患者一方却固执地认为一旦出事就是对方的错。而当自身权益遭受损害时，后者也通常抛弃正常维权渠道而选择非正式的恐吓、威胁以及身体伤害。同时，由于我国基层医疗机构的初诊和转诊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加剧了医疗服务的提供能力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之间的矛盾。

　　原因二 对卫生事业发展规律认识不足，医药卫生体系仍不健全。医药卫生体系关乎人民群众的健康，涉及医疗保障、医疗卫生服务、药品生产供应保障和监管等方方面面。当前我国编织了覆盖13亿人口的世界上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保障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但基本医保的筹资水平和报销水平仍然较低，重特疾病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仍不健全，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因病致贫的问题，看病难，看病贵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同时，以药补医机制仍未从根本上破除，符合行业特点的医务人员薪酬制度、绩效考核与用人制度仍未建立，专业化、精细化管理制度仍需完善，引发医患矛盾和纠纷的医疗安全质量和服务态度仍有待进一步改进。

　　原因三 与医院及医务人员的沟通技巧有关。一些医患纠纷的发生的确与医疗缺欠甚至差错、事故有关，但占比例不多。但由于一些医务人员缺乏人文修养，缺乏与家属沟通的技巧，未能使家属了解医学的局限性及疾病发生难以预料的突然变化的可能性;或者服务态度不好，家属不满意，引发纠纷。

　　原因四 医疗风险分担和医疗纠纷处理机制不完善。医疗服务本身属于高风险职业，在医疗活动中存在意外、一定概率的错误率甚至事故率。但是目前，通过医疗责任保险等有效方式分担和化解医疗风险的机制在我国尚未建立，一旦出现医疗纠纷，患者的矛头就会直接指向医院和医务人员，甚至导致医患之间的直接冲突，医护人员成为直接受害者，医疗机构成为实施伤医危险场所。同时，医院并没有作为公共场所纳入《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管辖范围，缺乏一个起缓冲防范作用的“安全阀”。这是影响医患关系良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原因五 信任缺失是医患冲突根源。传统医患关系建立在人际信任的基础上，但在如今的陌生人社会，公众就医范围不再局限于特定区域，具体的医患关系可能就是一次性的服务与被服务，人际信任不复存在，制度性信任尚未建立起来。而不少医院在生存压力驱动下，功利地开大处方药、过度检查，从而失去了公众信任。

　　原因六 舆论引导机制不健全。传统媒体特与网络媒体以有限的医学知识判断报道医患纠纷，往往容易出现偏颇、有失公允，甚至以偏概全、误导公众。还有个别媒体不能恪守新闻媒体职业操守，为了吸引眼球，不顾客观事实，对医患纠纷渲染炒作，起到负面推波助澜作用，激化了医患矛盾，加剧了医患关系紧张。

　　|对策措施*

　　总结：

　　第一，要构建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这需要公安和司法等部门与卫生部门通力合作，严格责任追究，严厉打击医托、医闹。同时，医疗机构要对每起医患纠纷认真讨论、分析、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对纠纷和事故中存在失误的责任单位和个人，严格实行责任追究。

　　第二，要加强医疗工作者职业道德教育，提高医务人员的人文素质。定期举办医学管理、法律等知识讲座，对每例纠纷和事故要组织教训讨论学习，对待事故不应“讳疾忌医”;引导医护人员进一步转变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加强医患沟通，争取患者及家属的理解与支持。

　　第三，要探索建立并完善医患双方信任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健全医疗事故监管机制;医疗卫生属于高风险，高技术性行业，应该保护医生的风险精神，鼓励医生献身医学事业;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各级新闻媒体要客观、公正地报道医患纠纷事实，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发挥积极的正面引导作用。

　　2017安徽公务员申论热点二

　　2016年10月，中国青年报报道，辽宁营口宋女士向媒体反映，小区内别墅存在大量违法扩建现象，但“为什么比我扩建面积大很多的别墅都好端端的在那里没有被处理，还有正在施工的违建，要拆除也应都拆除。”宋女士表达了不平：“只有我家被拆……我想知道公平到底在哪里?”

　　|原因分析*

　　[内涵]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选择性执法却造成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而宋女士碰到的就是这种选择性执法。

　　选择性执法是指执法者恶意或有偏见地处罚特定的违法者，放过其他违法者。在中国，选择性执法的现象在一些领域存在较多。譬如说，一大群人闯红灯穿马路，警察只处罚了一个，而之所以逮住这个，是因为他态度不好，而要从重处罚。再譬如，税务局去查税，盯住了一家企业，同样事项对其他企业没处罚，只处罚了这家。这家企业当然不服，凭什么让我吃亏?

　　[影响]

　　当前，我国正致力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一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即相信良好的法律都能得到严格执行，因而愿意自觉遵守法律。法律信仰不是凭空形成的，也不是靠空洞的宣传教育可形成的，根本上，它是在现实的法律生活中慢慢形成的，特别是严格公正的执法活动对法律信仰的形成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

　　而选择性执法恰恰与此背道而驰:它或将法律进行肢解,只选择有利于自己的条文进行执法;或在执法对象上进行选择,践踏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或在执法时间上进行选择,给人应付交差之嫌等等;总之误导人们去相信“权钱交易”“走后门拉关系”等种种不良风气,而不是相信法律,由此,法律信仰也就无从确立。

　　|对策措施*

　　认为，要杜绝选择性执法：

　　要始终坚持公正廉洁执法，切实将群众立场、群众观点贯穿执法始终，坚决杜绝选择性执法和特权滋生;

　　要以公正促公信，让人民群众切实切身感受到社会的公平正义;

　　要坚决维护司法权威，形成学法尊法守法用法的良好环境。

　　要切实加强政法队伍建设，认真开展政法干警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活动，坚持从严治警，同时要加大投入保障力度，夯实基层基础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2017安徽公务员申论热点三

　　为激励子女经常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苏州一家护理院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奖孝金”管理制度。制度规定：子女两个月内到护理院探望父母长辈超过30次，就可获200元现金抵用券;累计超过20次，给予100元“奖孝金”。“奖孝金”现金抵用券可以在缴费时抵用。首批“奖孝金”发放仪式，发放“奖孝金”达3万多元。自从“奖孝金”管理制度推出后，看望老人次数暴涨，许多子女前来看望老人的频率明显增加。

　　然而好事的后背，是网友对于老人儿女几乎一边倒的唾骂声。网友普遍认为，这些儿女不是为孝而来，而是为钱而来。往狠里说，常回家看看，法律都没能解决的事，一两百元钱就把这些做儿女的搞定了，所以可耻的是儿女。

　　|综合分析*

　　有网友表示，法律没有激活常回家看看这么一个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孝道，一两百元就把这个事情解决了。这总观点是有失偏颇的。这项法律法规明确之后，至少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身上，对于常回家看看，意识是肯定增强了。我们不能因为不常回家看看的现象依然存在，甚至在一些个体身上表现得依然突出，就否定这个法律文本的意义、否定天下所有做儿女的孝心。同理，我们不能因为苏州这家护理院的一个激励孝心的方式产生了效果，就把所有的效果都归功于金钱奖励的杠杆作用，这也是相当武断的。

　　“奖孝金”措施，用经济杠杆促动子女尽孝，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其积极意义非常明显：其一，促使子女到护理院看望父母;其二，也彰显了护理院的自信，不怕子女多来护理院，监督护理院工作是否到位。同时也表明，整个社会的孝心光靠一纸法律文本的标尺，作用是有限的。让严肃的法律文本与活泼的激励机制有机地结合起来，社会元素都能参与进来，它能够让社会的孝道孝心，起到一加一等于二、甚至大于二的效果。

　　“奖孝金”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老龄化时代养老的困境和尴尬，也折射出在传统孝道式微的今天子女的责任迷失。也反映出我国在如何抚养老人这个难题上所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即儿女即便在身边，可能也不会有更多的闲暇去看望身在养老院的父母，儿女也有包括工作、家庭、孩子等很多繁杂事需要处理。或者，那些儿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如何才能“常回家看看”，这些问题既现实，也很无奈。这就需要儿女拿出更多的精力尽孝，老人也要体谅儿女的不易。

　　|对策措施*

　　总结：

　　一方面，“奖孝金”发放既要讲数量更需重质量，不能让“看望父母”只沦为图光鲜的数量游戏，而应成为表达亲情、抚慰老人、消除矛盾、愉悦身心的敬老行为。这就需要把每次探视都当作“两代人”倾诉衷肠和老人家属与医疗机构协调沟通的融洽机会，以便达成医疗机构、入住老人和老人子女三方的同向而行、效益彰显。

　　另一方面，“孝老奖”的目的不在于真的能奖励多少钱，而是能唤起道德自觉;这种提醒的意义比钱更重要。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只要心中有父母，有自己那份儿孝心，就要在闲暇时多去看望父母，以让人间之爱永驻，让孝老爱亲的优良传统不断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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