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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申论文化热点：医院管理
如院方所说，王先生具有一定的认识和判断能力，有民事行为能力不假，问题是，这台离奇手术的发生，“症结”究竟是在谁身上?责任到底是应当由一方承担，还是“各打五十大板”?从报道的情况看，责任恐怕还是在这家医院。
首先，院方没有履行告知义务，充分保障患者的知情权。依照《执业医师法》第26条规定，医师应当如实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如涉事医院所说，院方已走完了所有手术流程，包括术前检查和术前患者签字，一个关键问题是，当事人在签字前挂号了吗?主治医生和他有接触吗?院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手术室前完成了全部诊疗流程，如此速度，他能对自己的病情和手术的必要性，有足够的了解和判断吗?
或许，在医院方面看来，当事人被拉上手术台的过程，表现有点不合情理——“医生给你做手术时你倒是问一声啊……”院方甚至拿ATM机来比喻，认为当事人属于“不当得利”，所以也要承担相应责任。然而，被院方忽视的是，自己与当事人之间，并非“平等”的主体，医院是更强势的一方。从心理上看，当事人基于对医院的信任，无条件服从院方作出的安排，乃至被推上手术台，等到下了手术台才醒悟，也并非绝无可能。就本质而言，当事人被动接受手术，与ATM机上“违法得利”，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审视手术流程，也暴露出医院在管理方面存在较严重的问题。术前签字是一个必经环节，这不仅是一个患者或亲属写字的过程，也是院方审验被手术者身份的过程。这个程序必须一丝不苟，否则将关系手术成败、患者生死。试想，如果不是这样轻微的痔疮手术，而是一台更大手术，涉及输血、移植器官等环节，一旦搞错了，岂不人命关天?
就此事来说，这台离奇手术给当事人造成了负面影响，不能轻易就让院方抵消或推卸了责任。眼下，当事人还在沈阳浑南新区的一家医院就诊，被侵权涉及的费用，包括再次手术费、住院费、误工费、生活费，以及一定的精神损害赔偿等等，注定不菲。据报道，院方曾提出赔偿5000元的和解意见，如果双方无法就此达成一致，还会进入诉讼程序。而就部分医务人员而言，还可能因此事面临有关部门的警告，直至吊销执业证书的行政处罚。
医院是救死扶伤之地。正因为关系民众的生命健康，才需要依法管理、严格程序，尽可能杜绝意外事故发生。对于当事医院而言，应得到足够的教训，别让类似离奇手术再次上演。
公务员申论文化热点：警察错关能否索赔1.3亿
要进一步增加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对公民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也不宜拘泥于“直接损失”，而应考虑各种因素，使受害者的损失最小化。
陕西商南县人大代表胡绪峰被延安市警方以涉嫌诈骗非法拘留13天，在延安警方撤销了“胡绪峰涉嫌诈骗案”后，胡绪峰向延安市公安局发出《国家索赔申请书》，索赔各种损失约1.3亿元。这一巨额索赔引来广泛关注。
首先必须明确，延安市公安局在没有相应证据的前提下，未经法定程序，对人大代表胡绪峰采取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胡绪峰有权利申请国家赔偿，而且应当获得国家赔偿。而赔偿义务机关延安市公安局可以赔偿胡绪峰多少钱，则另当别论。
根据法律规定，国家赔偿以支付赔偿金为主要方式，能够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的，予以返还财产或者恢复原状;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这意味着，胡绪峰除了延安市公安局非法扣押的财物外，其被限制13天人身自由所能得到的赔偿，大约只有3000元。即使考虑精神损失等多种因素，最终决定赔偿申请人的数额可能也与1.3亿相去万里。
实际赔偿金额与胡绪峰申请的数额存在天壤之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律规定本身。依据国家赔偿法，造成公民财产损失的，主要以恢复原状、返还财产、解除查封扣押等为主，余者只赔偿“直接损失”。这意味着，虽然胡绪峰称13天的拘留对他的生意造成了灭顶之灾，使得企业和他个人名誉扫地，合作伙伴大多离他而去，“1.3亿元的赔偿也无法挽回企业的损失”，但获得1.3亿元赔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甚至可以说没有可能。
从本案以及此前的呼格案、陈满案、云南巧家投毒冤案等典型案件来看，法律本身存在诸多有待完善之处。比如，要进一步增加对受害者的精神损失赔偿，对公民财产权的损害赔偿也不宜拘泥于“直接损失”，而应考虑各种因素，使受害者的损失最小化。至少应当做到，在常人看来他的损失已得到最大限度弥补。从这个角度讲，不仅赔偿标准，国家赔偿的决定程序也应进一步完善。此外，还应考虑增加惩罚性赔偿规定，对于胡绪峰一案，如果相关报道完全属实——比如他与警察薛延河等人的经济纠葛——那么，他就应当获得惩罚性赔偿。
由于国家赔偿费用都列入了财政预算，花的其实是纳税人的钱，因此，在赔偿义务机关履行赔偿责任后，还应当积极向责任人进行追偿。在本案中，不管最后延安市公安局赔偿了多少钱，在履行赔偿责任后，都应依法向薛延河等人追偿，要求其承担部分甚至全部赔偿费用。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警示当事人不敢滥用手中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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